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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作翔教授莅临我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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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下午,应我校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邀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南开大学教授廖益应邀在我校物理南楼二楼报告厅作报告。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党政领导、相关专业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百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京杭大运河 新华社发

9月20日上午,应法学院邀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作翔在东区思政平台做了一场题为“司法中弥补法律漏洞的途径及其方法”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法学院副院长于庆生主持。

廖益主要以《Probe new physics in neutron and nuclear beta decays》为题,向大家介绍了标准模型发展的状态以及在中子和核子的β衰变中寻找新物理的理论和实验进展。报告结束后,他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互动,就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刘作翔从规范切入,以类型化的思维提出弥补法律漏洞的五种途径及方法:一是习惯,习惯是处理民事纠纷的适用条款,是弥补法律漏洞的行为依据和裁决依据。二是司法解释,从法理上讲所有的司法解释应以法律为前提,不能单独引用。三是指导性案例,即司法中弥补法律漏洞的司法依据,可以作为裁判论证理由,进入后案的裁判文书中。四是国家政策,如何发挥政策作为一种规范类型的作用、如何对待法律中涉及国家政策的种种条款至关重要。五是权利推定,即解决新权利现象的司法方法。刘作翔教授结合亲身经历,以具体真实的案例向同学们强调了五种途径的重要性,并指出习惯弥补法律漏洞必须要遵守两个前提:法律缺位以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对于权利推定,刘作翔则持一种宽容的正面的态度,他认为,新权利现象的提出是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的表现,是中国法治教育的发展、法治事业的进步。

专家简介: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此次讲座加深了同学们对于法律漏洞弥补的了解,拓宽了法律学习的视野,有利于养成批判性法律思维,为今后适用法律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廖益,清华大学工学学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理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曾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从事粒子物理学、量子场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目前的研究工作集中在超越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新物理方向,包括中微子质量产生机制及其唯象学、暗物质粒子及探测的理论研究。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张浩兴)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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